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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保留的事项，不得授权国务院立法，而立法法对绝对保留事项的规定较为简单，不够明确合理，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通过法治固根本强根基，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着力提高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能力。重要制度，是指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中具体的主体性制度。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丰富立法形式，可以搞一些大块头，也要搞一些小快灵，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特别是我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刻总结推进法治建设的经验与做法，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并围绕法治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命题。
同时，在法治轨道上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还意味着要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要做到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实现改革和法治的良性互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任务部署，具体包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妖术提供了一次权力幻觉的极好机会。
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在官员们的互相攀比的情况下，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或许出于专业的习性，我还是最欣赏书中对当时中国权力关系及其运作的描述和解析，并将其大致概括为臣-民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但乾隆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他高屋建瓴，习惯于从政治上审视一切，将事件上升到有人企图颠覆朝廷、密谋叛乱的高度，他认定（其实是猜想、没有证据）有一股势力正在利用剪辫一事来煽动汉人对大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由于他们自身的精明能干，对于下属的欺上、蒙上等行为也格外敏感和不能容忍，对服从、效忠的需求分外强烈，这使得他们似乎有一种定期整肃官场的癖好，动辄撤职、降级，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以此彰显皇权的威慑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剿越来越成了皇帝与各省官僚之间的暗中较劲，仅仅是为了整肃他们，清剿也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下去。
再说，官僚士大夫也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更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无论于公维持治安与秩序，还是于私保住乌纱帽，妖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省里的官员们在判断上是比较明智的，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当然，在叫停的过程中仍然要找到一套说辞，给足皇帝面子，心甘情愿地为其擦屁股，对此臣子们自然是十分敏感、格外用心的，展现出他们为官之道的高明技艺。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孔飞力教授是那种既才华横溢、又肯下笨功夫的学者，为了做这项研究，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并复印了原始档案，装了满满的一大纸箱，可谓下足了档案研究的功夫，其治学态度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由于乾隆的介入，事件越闹越大，最后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孔先生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其实很多官员在内心深处未必认同乾隆无限拔高的阴谋论判断，但却不愿、不敢发声，当事涉敏感的‘政治犯罪，尤其当皇帝本人的倾向已经相当明显时，惯于‘揣摩上意的高级官僚们是很少再敢于抗命直言的。他们身处底层，即便生逢盛世，也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极易偏听偏信，且有一种迅速传播谣言、添油加醋的巨大能量，由此掀起了一场汹涌的社会恐慌浪潮
二是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后，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不是马克思当初预想的模板，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翻版，而是党领导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必须自信自立地走下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法制建设方针和法治建设环节实现了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有法必严、违法必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历史性转型，新旧十六字方针的变革跃迁，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问题导向的思维方法。
[8]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进入 马怀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中国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页。[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7]，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坚持问题导向的鲜明品格。[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7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然而，守正不是因循守旧、刻舟求剑，理论和实践都必须要往前发展、与时俱进，否则，这种守正就是僵化的、陈旧的、过时的。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坚持人民至上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内涵十分丰富的原则宗旨。
参考文献： [1]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2022年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
[3]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第3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4]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所以，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10]。我们实行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是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也是在进入新时代后为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所矢志奋斗的目标。我们必须坚持好、巩固好已经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方面，守正要求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律制度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2]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指明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和社会历史的主体。
一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一方面，人民立场始终是法治的根本立场，人民群众始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体和基础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广度前所未有，法治改革的深度前所未有，法治发展的崭新局面前所未有，均得益于我们坚持系统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重视法治、厉行法治，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涵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包括内政国防外交、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
[9]如果不能精准把脉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是不可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更不可能找到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正确答案。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学说的坚定信仰者，也是 天下为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品质。六是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坚持系统观念，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定位法治，用全面系统的观点厉行法治，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建设法治。
坚持胸怀天下，不仅要擘画好法治中国建设的美好图景，而且要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世界各国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所以，必须在坚持好、发展好、实施好经过实践检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当法律制度不能及时回应现实、满足需要时，就容易阻滞实践发展，甚至引发新的矛盾问题。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伟大创造，是符合国情、有效管用、获得人民衷心拥护的科学制度。
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地坚持胸怀天下。另一方面，创新要求法治建设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与时俱进，创新发展。